大動盪大離亂的一九四九 廖文真
上星期我寫完<一九四九大流離大遷徙>,電傳給三妹師真。她回信指出我一項錯誤:妳應該是雙胞胎中的妹妹,不是姊姊。我才找出老相片,去向媽媽求證。這說明了什麼?說明:這麼多年,我只有模糊的認知,竟沒勇氣認真探問細節與真相。證明:我也是時代的受害者!不同的生命背景,不同的心事,銘記了一個特定時代的苦難傷痛。堂姊從舊金山來台參加慈濟的活動,把我送給弟弟的那本《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借去兩天看完。她對我說,「我們一直感覺:妳對家庭貢獻最多,嬸嬸卻最不疼妳。會不會與那早夭的孩子有關?」我沒答案,但有可能。

爸爸抱著雙胞胎姊姊琳琳,媽媽抱著妹妹瑛瑛(廖文真),中為真真(廖孟真),1949攝於福州。
一九四九,非常關鍵的年代,中國分裂、大難民潮,台灣成為匯聚失敗者的島嶼。但使台灣免於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未陷赤禍。龍應台用文學的方式,對那前後的歷史做整理、反省,「向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 致敬」,期盼能告別傷痛,安慰亡靈。她認為:當一個社會缺乏歷史感,就會對身邊的人漠視、不珍惜。珍惜與關懷,來自理解。了解,就是知道對方心靈最深的地方的痛。不同背景的人(命運共同體),誠實的面對、溫柔的治療,彼此理解,然後能珍惜、關懷。而勝利者更需要謙卑,無須耀武揚威。
2009.10.01,中國大陸盛大慶祝「建政60周年」,中國共產黨要完全改變過去169年來 (自1840年清朝中英鴉片戰爭算起) 中國落後的、被人家看不起的、倒楣的那種情況。龍應台這本書,目前在大陸是禁書,將來容許發行時,她說:副標題可以是:你所不知道的台灣。其中有兩百萬「外省人」的流離,六百萬在地台灣人的心情以及日治時期台灣兵的放逐和流離。希望所有的「文明人」,尤其是年輕人,對戰爭「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殘酷、萬劫難復的傷害,能有正確的了解,於關鍵時刻能做出正確的選擇:化解衝突、避免戰爭。人們所有的詮釋,都以自己先入為主的價值座標為基礎。如果有足夠的謙卑,以「人」的價值作為來看的話,有很多東西是可以超越的。「六十年過去,應該要跳脫用戰爭、軍事歷史的眼光來看,而要用文明史的角度看。」對人的最深的關切,我們溫柔敦厚的厚度,心靈的寬度,眼界的高度,應該自我期許時時均能有所增進。
二00九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光纖之父高錕,和藹可親的謙謙君子,具備科學家對教育的長遠眼光,一九三三生於上海「法租界」,一九四八中國局勢動盪,全家遷居香港,就讀聖約瑟書院(50%教師是神父)。赴英留學取得博士學位,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一九九二獲選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一九九六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院外籍院士,也是美、英、瑞典的院士,是跨國的世界公民。選擇定居香港,並出任香港科技創新委員會委員。高錕的人生傳奇,一九四八是大轉折的關鍵點。兩岸三地的歷史移變、集體際遇,引人沉思。聯合報專欄文章中建議龍應台,或可於修訂版中將高錕列入。
十月十四日我收到熊秉元教授傳來他在蘋果日報「熊出沒注意」專欄第41篇文章<半個世紀後的台海關係>中提到:
科維(S. Covey)的《與成功有約》(The 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暢銷世界千百萬冊。書裡提出諸多有趣的觀點,其中之一是「墓碑式」的人生規劃:腦海裡先自問,當自己走完人生旅程壽終正寢時,希望親朋好友在墓碑上鐫刻什麼字眼—「這裡長眠的,是一位正直有愛心的人。」或者,「這個人對生命有無比的熱情。」然後,以墓碑上的字眼為目標,逆推回到現在,再作對應的取捨;自己的所作所為,要朝目標慢慢前進。
經濟學範圍很廣,熊教授的文章更是擴大範圍什麼題目都能用經濟學者的素養去啟發讀者。這墓碑式思維,就是逆向歸納法。兩岸關係,將設定在什麼目標,又如何向目標推進,是我們大家要一起努力思索的功課。《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拉大場景,開放視野,提供我們思維上的著力點。「在哪裡有誤解,使我播下寬恕的種子。向前看仍有盼望喜樂,有自信、自在的寬廣。」
殷穎牧師也從舊金山來台,我問他看了龍著新書沒?他說:那麼厚。(他眼力差)我說,我送你一本。(知道他會有興趣) 然後,這位老前輩(1930生,作家)不但一口氣讀畢,還寫了一篇讀後感,慷慨同意附此與社友及社友夫人共享。
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有資格獲得2010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殷穎
我讀著這本新書,一口氣讀完了十五萬字感人肺腑的巨著;多少次熱淚盈眶,雙眼幾乎沒有乾過。
龍應台不顧任何禁忌,勇敢地揭開了現代史上的各種傷口。許多歷史事件,雖已塵封了一甲子,但還在禁忌或半禁忌的狀態中。讓瘀積了五、六十年的膿血,一次流出,使這個由二戰到國共內戰,由熱戰到冷戰的歷史大傷口,有望漸漸癒合。她所掀開的,不僅是國共的傷口,也是日本在二戰中經營的所謂「大東亞共榮圈」、乃至歐美與全球的大傷口。這個歷史的創傷,在隱忍了一個甲子的痛,瘀積了半個多世紀的膿血都流出來後,才有可能癒合然後結痂。
世界對二次大戰的著眼點,多半都集中在歐洲,過多著墨於德國納粹對猶太人的殺戮與迫害。但對二戰中在亞洲戰場上,日本對中國與其他「東亞共榮圈」中受迫害之滅絕人性的毀辱虐殺,以人體做細菌實驗等恐怖的罪行,極少提及。龍氏的努力雖非全面,但卻將部份缺憾補足,讓掩沒在黑暗中的歷史復活而且回眸;使沉埋了六十年的許多亡靈可以安息;將偏頗的歷史扶正,實功不可沒。這本大作,應在熱淚中接受人們的掌聲。
我讀龍著之能感同身受,因我正是在1949年渡過大海來到台灣的一名老兵。我不但曾在國共戰場上負傷被俘,還趕上了當時台灣的白色恐怖,且以「政治思想犯」在火燒島渡過了三年的鐵窗苦獄,雙目瀕於失明。龍書中所記述的情節,多為我親身的經歷。她匆匆一筆帶過的白色恐怖案,澎湖山東流亡學生的大冤案,發生時我正在現場。這兩種經歷,我分別寫成了〈囚籠裡的歌聲〉(連載於《聯合副刊》2005年4月10-12日)及〈萊蕪國共大戰火線歷難記〉(刊於《中外雜誌》81卷第3期,2007年3月),二文均已收入道聲出版社的《悲歡交集的鏤金歲月》中。按山東流亡學生為白色恐怖中的第一大冤案,當局冤枉槍斃了兩位校長、數位師生,並有數目不詳的青年學生被填於澎湖漁翁島的海底,另有數百名學生被送往火燒島管訓,沉冤至今難雪。惜龍氏書中著墨不多,應係缺乏第一手的史料所致,頗感遺憾。我在撰寫這兩篇報導時,因迫於可在刊物上發表的字數所限,許多細節都無法詳述,讀龍著後,決定重新執筆,完全還原我所經歷的國共戰爭與白色恐怖之真相。以為龍著補遺。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是一本大氣魄、大手筆的大時代創作,龍氏突破了一切歷史禁忌與障礙,落筆如天馬行空,一路寫來如海雨天風,奔雷驚電。她能將1949年當時驚怵的剎那,在停格了六十年後,再以筆觸震撼你的心靈,迸裂你的淚泉。
龍應台花了四百天的閉關時間所撰寫的書,是她親訪了約兩百名見證人,並查訪過難以計數的中外歷史檔案資料,在四百天晝夜不停的工作中,才呈出這現代史上巨大的真實記錄。龍著應為現代史的一個重要注腳。此書的讀者應不限於中文讀者,出版社宜儘快將之譯為英文,向全世界推出。龍著應有足夠實力,可獲2010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有關方面應積極向瑞典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審機構推薦。龍著為當代中文創作的扛鼎工程,但也勿使中文限制了其他語文的讀者,掩蓋了她應得到的世界性的文學光芒。